生态人模式与当代社会学和哲学中的常人方法学中的人的模式十分相似

,生态人就是日常人。

当代社会学的一个重大进展是将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回归到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人即日常
人

,而真正开始这一社会学思维方式革命的是加芬克尔 (Harold Garfinkel)等社会学家提出的

常人方法学

(ethnomethodology)。(注:

“常人方法学的主要价值是在方法论上的贡献,并且是在

方法论中最根本的问题

──思维方式上实现了转变。……当代社会学的许多理论观点是在常

人方法学实现的思维方式转变基础上建立的。常人方法学掀开了社会学理论的新篇章

,它在

社会学视野里实现了孔德希求的精神革命。因此

,可以把常人方法学看做社会学史上的一个

新里程碑

,它是传统的现代社会学转向反传统的后现代社会学的重要标志

”;“常人方法学开

始的社会学思维方式变革

,在当今已经演化成波澜壮阔的社会学理论革命,各种反传统的社会

学理论风起云涌

,在短短的几十年内谱写了无数令人震撼的学术篇章。一部部别有洞天的振

聋之作接踵而来

,一篇篇另辟蹊径的发聩之说呼应而至。社会学进入了万紫千红、繁花似锦的

春天

,似乎到处都是新风景、新境界

”。以上引自刘少杰著:《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0

∽51 页。)“常人方法学把社会学看成常人的活动,迈开了社

会学从神化转向人化的一步

”;“常人方法学明确主张要用日常人或普通人处理日常生活的方

法来研究社会现象

,不仅社会学最基本的研究对象是日常生活,而且社会学本身也是一种日常

活动

,这个观点使社会学放弃了作为客体对立面的主体地位,社会学家及其社会学研究活动不

再具有二元对立论思维方式中的那种主体性

;他不仅仅是个在社会生活之中的观察者、反映

者、辨析和评判者

,一个构造者、整理者和实践者,而且更为重要的他还是一个在日常交往中的

受动者

,在其开展研究的过程中不断接受着来自对象主动作用的被作用者,是一个被研究对象

能动地指向、理解和评价的对象

”;“在常人方法学中,社会学(家)不再是绝对的主体,而是日常

生活中的常人。常人总是在具体条件中存在的

,常人既是能动者又是受动者,既能思又被思,既

他思又我思。

”[3]常人或生态人生活的世界是一个被传统的“科学”、政法、宗教、经济、哲学和

法学遗忘的世界

,因为这些文化形式或专业形式都是主题化的活动,都信奉

“主、客二分法”的

范式。而

“日常生活世界或常人世界是真实的人的世界,这里没有科学世界、生产世界和其他

主题化世界里的主体和客体二元对立关系

,甚至也没有主体与主体的关系。主体与客体一样,

都是在相互对立中才能界定、才能成立

,不论哪一方,只要有一方的界定发生变化,另一方也必

须随之变化。在常人方法学里

,主体与客体都变成了人

”[4]。

　　

(三)理性生态人是追求人与人和谐相处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

　　如果说经济人模式的前提为或假定为

——追求自身利益(主要指经济利益)是人身上最

强大的动力

,只有遵循这一动力,个人才会为社会的共同繁荣作出最大的贡献。那么理性生态

人模式的前提或假定是

:人既有自然性又有社会性,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每一个

生态人都不能摆脱的基本关系

,适当的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实现生态人的全面

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和基础

;每个生态人都有追求其自身幸福、自由和利益或追求利益

最大化的倾向

(这里的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但只有和谐的人与人的关系、和谐的人

与自然的关系才能提供最大的利益

;每个生态人只能通过自身与其他人的关系和自身与自然

(环境资源)的关系求生存、求发展、求幸福、求最大的利益,或者说从自身与其他人的关系和自
身与自然

(环境资源)的关系中求发展求利益(包括经济、社会和生态利益)、求幸福是人的不朽

动力。正如古希腊罗马时期斯多葛学派的创始人芝诺所说的

:

“人生的目的就在于与自然和谐

相处。

”[5]“如果想获得幸福,一个人与他的环境之间就需要一种和谐的调整。”[6]

　　只有充分认识这一根本动力

,个人才会为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共同繁荣和可持续发展作

出最大的贡献

;只有和谐的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才是人类生态系统即人类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
　　虽然生态人的本质是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总和

,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生

态人都天生具有正确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追求人与人和谐相处和人与自然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