Ｌｅｇ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学术前沿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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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Ｉ己（上）
情理法的司法适用价值
徐戍徽
摘要在法制相对欠发达、法治传统相对薄弱、民众法律信仰相对稀缺的社会里，法理与情理的冲突时常发生。民众对一
些简单适用法律所作出的司法裁判表现出不理解、不接受、甚至不执行，司法权威的树立以及法律普遍服从性的贯彻受到严
重挑战．本文通过对情理法的中国传统分析入手，从司法评判标准的选择角度出发，论述情理法在中国适用的价值与限制
尺度，探寻了法理与情理的和谐统一，走出司法的尴尬。
关键词情理法中国传统司法适用尺度限制
中图分类号：Ｄ９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０５９２（２００８）１２－３５２－０１
司法是享有司法权的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司法人员依照法定职权
和法定程序运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是以国家名义行使司法权
的活动。ｏ法治原则是司法的基本原则。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调整
社会关系的规范往往不只法律一种，而是由多种规范共同起作用。与
公式化的、“冷酷”的法律相比，公众更容易接受与其生活紧密贴合的
共同生活规则作为利益分配的评判标准。这些共同生活规则在有些
时候与法律条文规定并不完全一致，法理与情理的冲突由此产生。面
对客观存在的“情理法”适用现状，如何看待法理与情理的冲突，如何
协调法理与情理的适用尺度，是推行“人本关怀”的现代司法体系中不
可忽视的一个课题。
一、情理法的中国传统
中国法文化在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在
利用法律这一强有力的工具的同时，以传统道德为支撑，法与道德交
相呼应、各司其职，形成一种稳定的社会结构。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
人情与法意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法律是道德化的法律，道德是法
律化的道德。从社会结构来看，中国古代施行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制
度，在同一个宗族内或者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很容易形成被普遍遵循的
精神规则，宗法伦理成为中国古代法观念的基石与核心。从法制发展
历程来看，中国古代强调礼法并用，将传统礼的精神贯彻到法律中，以
“大事化小”、“息事宁人”作为司法价值目标。司法官吏在裁判过程中
推行“情理法”层级判断标准，判决既要合法，更要原情，以实现天理、
人情、国法的三者合一。从文化形态上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情感
作为人性的源发性与先在性。情理既是“人之情感”，也是“人之常
情”。圆林语堂在分析情理精神在儒学中的地位以及在中国人际关系
互动和社会秩序整合中的作用时作了如下阐述：“中国人在判断某论
点正确与否时，并不仅仅诉诸道理，而是既诉诸道理，也诉诸人情。
……‘情’代表着可变的人的因素，‘理’代表着不变的宇宙的法则。这
两个因素的结合，就是评价某项活动，或某个历史问题的标准。……
中国人将合情合理置于道理之上。道理是抽象的、分析性的、理想化
的，并倾向于逻辑上的极端；而合理精神则更现实、更人道，与实际紧
密联系，能更正确地理解和审时度势。一
二、情理法作为现代司法评判标准的价值定位
现代法治以制定法为中心，但国家法并不是全能的、唯一的规范，
习惯、道德、惯例、风俗等情理规则也是社会规范的组成部分。法律是
社会主体行为的最底线，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不受危害，保障社会的基本稳定，但人们的生活幸福、家庭和睦、社会
观念的更新与进步是法律不能或不完全能调控的，它必然牵涉到一定
社会传统和地区特色的情理与风俗。法官在面对具体的人和事、具体
地域的风俗习惯、具体的利益冲突时，需要考虑情理因素，在法律规则
和民俗风情之间寻求平衡。如果没有这些内生于社会生活的自发秩
序的支撑和配合，国家法就有可能缺乏坚实的基础，难以形成合理的、
获得普遍长期认可的正当秩序。有学者主张，“如果过多地强调法律
作者简介：徐戍徽，江苏省无锡市北塘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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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上以及与情理、道德之间的区别，往往会加剧社会成员对规则的迷
信和对道德情理的鄙视，使社会调整进入一个缺乏诚信、责任和宽容
的、单纯鼓励为权利而斗争的对抗状态岫当今社会，情理仍被视为衡
量司法行为和司法结果正当与否的标尺之一，人们仍习惯用是否“合
情合理”来判断法律裁判的是非对错。普通民众并不关心“制度设计
是否合理”、“证明责任归属于谁”这样的技术问题，而只关心案件处理
结果是否符合他们所认同的“情理”，合乎情就是义，反之就是不义。
若是简单地将法治模式向现实社会强行输入，极有可能扩大法律规则
与公众接受力之间的差距，使法律难以真正发生效用。因此，只有在
司法实践中合理引入被人们已经普遍遵行的情理规则，法律才会被人
们真正地接受，并逐步培育起人们对法律的信仰。
三、情理法适用的尺度限制
情理法有着不可替代的纠纷解决优势，但是这种评判方式将社会
公共生活“私人化”、“情感化”，与现代社会的理性化、法治化要求相
悖。情理法所具有的擅断性、不可预测性等特征，势必对现代法制形
成不可逆转的破坏，也必然会影响到司法的公正性。中国人民大学哲
学系肖群忠教授指出，中国人追求情理的精神以及由此产生的对逻辑
感到的极端痛苦，导致了一种不良后果：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很难对一
种制度树立起任何信心，使得一个法制政府在中国简直无法生存。。
情理精神由于其历史的惯性和传统的延续，在我们当前的社会生活中
仍然发挥着作用，我们必须正视它，不能低估它的作用，但在肯定情理
精神是中国儒学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
到，现代法治社会在总体上应当以理性规则为基础，情理精神要受到
理性规则的指导与约束。在司法领域，要贯彻“法律至上”的理念，将
法律作为首选的司法评判标准，有限制地适用情理法，寻求法理与情
理的平衡点。其一，限制情理法的适用范围。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前
提下，以适用法律为唯一选择。在法无明文规定或法律赋予司法者自
由裁量权的时候，可以基于纠纷解决的目的适用情理规则。其二，限
制情理法的适用前提。司法是对纠纷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是实现公
平正义的过程。在选择适用情理法之前，应当对纠纷的事实、证据的
认定有一个基本的评判。只有在对纠纷事实及证据先决之后，才能期
待援用情理获得一个实质公平的结果，实现司法的价值追求。其三，
情理法的选择适用必须有一个有效的监督。情理法有别予成文法，其
规则具有很强的主观性、随意性，在适用情理法的过程中带有极强的
个人情感成分。因此，对于情理法的适用，需要建立有效的监督，防止
司法的擅断和权益分配的失衡。
注释：
①张文显．法理学（第２版）．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②肖群忠．论中国文化的情理精神．中外伦理思想史研究．２００３（３）．
③林语堂．中国人．学林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④范愉．从司法实践的视角看经济全球化与我国法制建设——论法与社会的互动．法
律科学．２００５（１）．
⑤肖群忠．论中国文化的情理精神．中外伦理思想史研究．２００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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