绩效考核实效性探究

绩效考核最早起源于英国的文官管理制度，收效不错，后被美国借鉴应用。目前，绩效考核
更多地应用于企业科学管理之中。绩效考核指标有定性和定量之分，量化指标多用于生产线
上的工人。

为了科学管理，我国法院系统也建立了绩效考核管理体系，良苦用心及良善的本意毋庸置
疑，但近一两年，笔者多次听到有法官对考核指标体系之繁杂感到无奈。而近日参加一项司
法考核指标科学化课题调研，笔者发现考核指标之庞杂、数量之多，超乎想象。

部分地方的考核指标多达

111 项，软件公司技术支持成为完成考核之必须。几乎无所不包的

111 项，让有的法官感慨压力大，甚至出现了专业法官不愿在业务庭办案的情况。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曾提到，对司法绩效的
评价，只能以正义为标准，或者正义为先，

“一旦义利倒置或者以利灭义，司法就会迷失自

我，异变为功利的机器。

”在他看来，有些指标根本就不应当拿来作为法官的考核指标。比如，

有的法院以涉案标的的多少，作为衡量法院工作业绩的标准，徐显明就极力反对。

他说，审理一个亿元大案，与一个一元小案，在司法价值上到底有多大区别

?“如果以收取

诉讼费的多寡，作为衡量法院工作业绩的标准，这是司法功利化最赤裸裸、最典型的表现，
司法如果为了创收，法院就与公司无异了。

”更有学者指出，基层一线法官，一年审案三四

百件，倘若再需花费精力去应付这些绩效考核指标，

“那就是劳心劳力，分散了其实应该花

费在案件上的精力。

”

唏嘘感慨之余，最应质疑的是既有考核指标的科学性问题。

结案数、结案率、调解率、上诉率等都是重要考核指标，但却难说科学。比如结案数，案件数
的多少取决于当事人的起诉，法官只是被动的审理案件，根本无法决定案件数的多少

;再比

如调解率，调解的实质是牺牲部分正义换安宁。

过分注重调解率，并将其作为考核的一项硬性指标，势必造成为了达到规定的调解率，从
而违反当事人自愿和合法的原则

;再比如上诉率，上诉是当事人的一项诉讼权利，法官作出

裁判，很难保证当事人不会上诉，根本无法控制当事人对上诉权的行使。

法官如果发现自己审理过的案件上诉率高，那么他会如何降低这一比例呢

?只有采取各种手

段去阻止当事人的上诉，或者尽量不判决，从而进行反复调解，以促使当事人达成协议。

另外，目前的考核内容不全面。现在的考核，总是主要围绕所办案件的数量以及卷宗所反映
的案件质量这两方面进行，注重结案率、调解率、二审发回率、改判率等，其实，这并不能完
全反映出一名法官的成绩和综合素质、能力或水平。

因为仅仅从几方面无法考核其思想、品行，无法考核其工作态度以及审判作风，尤其是无法
对审判业务和法学理论水平进行量化，更无法考核其价值取向、专业修养、职业操守、庭审能
力以及调研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