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其目标简而言之也就是“富国强兵”。具体说，要实现这个目

标，就必须建立与现代财政和金融制度相联系的科学教育制度和军事制度，即这里的要害就

在于动员、改造上层，变革中国社会的领导力量，或者说，就需完成从“士大夫政治”向着

现代“党军”、“党国”政治的改进。

不过，我们也更需看到，自儒家思想从“经学”的束缚中独立解放出来之后，宋明理学

和陆王心学则走了另外一条特立独行的道路，简而言之，这便是追求“王道”。

什么叫作“王道”？“王道”当然不是“霸道”。“王者，往也”，“政者，正也”。

“我心即是民心”、“养我心即是养我民”，大学之道在亲民，故离开“亲民”，也便无所

谓“明明德”、也就无所谓“王道”。“与民同心”，与普天下老百姓同心同德，虽千万人

吾往矣，这便是“大同”，这便是“人间正道”，此即所谓“王道”。而要实现王道，那就

必须与天下苍生心贴着心，手拉着手，共饥寒、同冷暖，就必须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不断

改造“精英思想”，始终保持一颗老百姓的“平常心”，而这就是王阳明所谓“我心光明，

夫复何言”。要践行“王道”，更必须反抗一切形式的“霸道”，特别是那种“不王道之富

强”，而要发扬王道，仅依靠改革上层与精英的转变则是完全不行的，因为它要依靠人民群

众自己起来革命。

所谓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思想”与“革命思想”之根本区别，其实大致也就在于此处。

“京都学派”的伟大奠基者宫崎市定，曾经发出过令人感慨万千的疑问：自公元 10 世纪就

跨入了“近代”门槛的中国社会，为什么到了 19 世纪依然还不得不再次重复“寻求富强”

的“王安石命题”？中华文明何以会在“近代转变”的门槛上徘徊了近 9 个世纪之久？在

他看来，在诸多历史原因中，“王道”对于“富强”的深刻制约，正是一个关键性的要素。

我想，宫崎市定其实是怀着同情，乃至景仰的态度去对待理学和心学所张扬的“王道”

传统的，在他看来，中国并不是不能“富强”，对于中华文明的先贤而言，他们毋宁是“不

忍独自富强”，不能忍受霸权主义的富强、不能容忍非王道的霸道，不能容忍使千万人两手

空空走向黑暗的“现代化发展”。吾独富，奈天下苍生何？吾虽独任，奈天下苍生何！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这就是“仁”，这也就是“共同富裕”的政治基础—“王道”。

中国当然需要改革，中国当然渴望富强、需要富强，正如严复所指出的，自古“无不富

强之王道”。离开了“富强”，“王道”往往就会流于空谈，国家便会陷入积贫积弱，而这

也确是宋儒以来中国文明的一个致命缺陷。但是，中国与世界的问题显然也并不在于简单的

“富强”，而在于怎样才能把富强建立在王道的基础上，在于怎样才能实现王道与富强的统

一，而说到底，这才是更高层次的富强。

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自宋代以来，中国面向富国强兵的改革所主攻的目标之一，

就是财政与金融，具体说，就是历代王朝所施行的“消极的财政政策”和“短缺性的货币政

策”。

所谓消极的财政政策，是说国家对民生与产业奉行“少予少取”乃至“不予不取”的原

则；所谓“短缺性的货币政策”，就是以贵金属为币，而明代中期钱粮改银之后，白银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