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
”
中国被试在接受心理测验时的 外国线索 效应。杨国枢和彭迈克发现，香港中
双语
“
训练的学生，在做英文问卷时，比做中文问卷更能与中国文化认同。他们称此为 民族自
”
我肯定心向 。[3]
“
”
但在后来的研究中，又发现中国被试有时显示 民族自我肯定心向 ，有
“
”
时又出现相反的 民族自我妥协心向 ，即指在用英文回答问卷时，有时也有向西方价值
观靠拢的现象。[4]在另一个研究中，Bond 发现被试在做同一份问卷时，会视题目所牵涉
两个文化价值体系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标准回答。表明被试对原量表所属国家的文化愈了
“
”
解，回答时造成的偏差愈大。也就是说，中国被试对量表的 外国线索 颇为敏感，并会因
此而改变其反应。[5]
所以，一味照搬外国量表，其弊病很多。
4.
“ ”
中国被试接受外国量表的测验，其结果不乏莫名其妙之 谜 。例如，不少研究业已发现，
中国人在测谎题上的得分特别高，有时比西方样本高一倍之多。难道说中国人要比西方人
更会说谎？两大著名人格测验 MMPI 和 EPQ 用于中国人样本，都出现这种奇怪结果。路
君约使用 MMPI 测量台湾样本，发现中国人的测谎分比西方人高很多；而 MMPI 全国协
作组在大陆的测验结果也出现相同现象。[6](pp.449-457)陈永昌使用 EPQ 问卷测验香
港成人样本，发现测谎分数很高。[7]龚耀先在全国取样的结果也出现同样情况。一开始研
究者认为，或许中国人社会赞许倾向高，有可能为了获得社会赞许而说谎。但后来的研究
发现，测谎题与其它人格及临床指标的相关也非常高，所以研究者认为，很可能对中国
人来说测谎题并不能测到真正的测谎程度，而是另一项人格的或临床的指标。[8]有意思
的是，林邦杰以及林一真与杜淑芬在对台湾的小学生测验时，竟然发现测谎题得分愈高
者，自我概念愈好，焦虑程度愈低，老师的评价愈高。[9]在对自我概念的跨文化研究中，
也曾出现同样的现象。Bond 的研究就发现，中国人自我概念得分总是比西方人要低。
[10]White & Chan 也发现：中国人自我概念的总分低于美国人，即使在中国人文化价
值上较受重视的一些特点上，仍然还是没有西方人高。[11]难道中国人的自我真的如此低
吗？这只能说用西方人编制出的自我量表难以测出真正的中国人的自我，因为中国人的
自我本身就与西方人迥异。
以上从四个方面对移植外国量表进行了反省并提出批评。既然外国的量表是为其本国人所
编制，其变量是研究其本国人的结果，而中国人与西方人有着很大的不同，所以量表从
上说是不能适合于中国人的；我们对这些量表仅作一些语言形式上的修订，用以评
估中国人，所得到的结果充其量不过是与西方人作了一个比较而已，很难说可以透彻地
解释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既然外国的量表从回答的形式上来说也不适合于中国人，使用
它所得到的结果，必然大有问题，且有诸多奇怪而难以解释的现象出现。引进外国的量表
会有如此多的麻烦与困扰，不能不令我们深思。
二、系统歪曲假设诸说：对问卷测验的批评
不独移植西方量表在中国遭到非议，就连问卷测验技术本身，在西方也遭到批评。
“
美国心理学家凯利曾经有个著名的假设： 人是
”
家 。因此他说：你要想知道人的心理
吗？你可以直接去问他。凯利的论断道出了西方普遍流行的问卷测验的主要思路。无疑，
问卷测验在欧美是心理评估的主要技术手段。问卷测验技术具有多种优势：(1)可以不受
局限地用以评估人的各方面的心理现象与特质；(2)节约时间、人力、经费，可以在集中的
时间内获取较多人的资料；(3)可以通过建立常模来进行比较，获取客观化、标准化的推
论；等等。
但是，问卷技术仍有不少局限与缺点。对问卷技术比较尖锐的批评，当属 Shweder 和
D’Andrade
“
”
。他们提出 系统歪曲假设 ，认为在人格自陈问卷测验中，对人的行为的评
价是基于记忆的，所得到的结果往往是各种行为类别的语义的相关，并非真实行为本身。
也就是说，所测到是一种观念而不是一种真实行为，认为人格问卷测到的特质只能作为
人与人相互知觉评判的标准，而知觉评判的准确性是值得怀疑的，很可能这种知觉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