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企业收入据为己有，工人的政治地位和相对经济收入则不断下降。这又进一步导致国有企业凝聚力的下降，
各级干部甚至工人都在借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使国有企业逐渐成为各种力量瓜分的对象，失去活力和竞争
力。在国有企业的外部，又有乡镇企业从低端、外资企业从高端占领国有企业的市常这样，国有企业就渐渐地
萎缩了。伴随著这一过程的，是一个庞大的新富阶层的形成，包括城市握有实权的各级干部，国有企业的领导
人，农村的基层干部，乡镇企业领导人，私营企业主，以及外资企业主等。
当然，必须指出，整个八十年代，外资进入的规模、水平都较低，港澳台资为主，且国家保护措施较强，
外资对中资企业示范作用较大，威胁较小，中资企业工业产品供不应求，产销两旺，发展迅速。国有企业的内
外部种种问题虽然都已经出现，但尚不严重。
但到八十年代末，各行各业都出现生产过剩，市场竞争开始激化，加上国际制裁，出口下降，中国发生了
“
”
第一次经济危机。其显著标志是所谓 三角债 。解决危机的办法本应是通过财政、税收和货币政策，缩小贫富差
距，扩大内需，吸纳过剩的生产能力。但是由于这一办法违背改革开放中新富阶层的利益，根本就被排除在政
策选择之外。实际发生的是国内经济的外向化和泡沫化。1992
“
”
年邓小平讲话以后，各级政府大搞 五通一平 、
“
”
七通一平 ，提供超国民待遇吸引外资。结果，中国掀起了房地产热、开发区热，物价迅速上涨，库存物资全
部销售一空，生产能力由过剩转为不足。但是，好景不长，大量房地产和开发区无人问津，价格一落千丈，如
海南省和广西北海的房地产价格下降了 90% 以上。中国国内经济落入更严重的危机。从 1996 初年底，竞争性行
业的物价不断下降，彩电、冰箱、空调、摩托车等产品的价格下降了 50% 以上，生产能力严重过剩。
支撑九十年代后期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是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的高速增长。外国直接投资集中于两大领
域，一是占领中国市场的高附加值产业，如汽车、医药、化工、电子等，一是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的出口加工业，
如玩具、鞋、皮革、服装等行业。其结果必将是使一个又一个产业落入跨国公司之手，中国丧失自主工业生产能
力，同时，则使中国经济进出口依存度高达 46% ，成为高度外向型经济。
在九十年代经济外向化，国内经济由泡沫破裂陷入长期通货紧缩危机的过程中，弱肉强食逻辑得以充分展
开，农民、工人的收入长期停滞甚至不断下降，而各级干部特别中央和富裕地区的干部、在外资企业工作的白
领以及部分知识分子的收入则急剧增长，贫富差距甚至超过了美国。这三部分人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力
量，而这三部分人又都是受益于外向型经济，受益于通货紧缩危机的。在他们看来，如果以内需为主实现自主
型增长，则势必要增加税收，缩小贫富差距，从而影响他们的收入和消费。而发展外向型经济，使中国经济彻
底加入全球化，则既是改革开放逻辑的必然，又与他们个人的利益一致。因此，当中国面临著自主型经济还是
外向型经济的选择时，这三股力量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外向型经济，也就是选择了加入世贸组织。
这一动力被中国政治术语含蓄地概括为：加入世贸组织，使改革开放不可逆转。此话破译出来就是：加入
世贸组织，使富人的钱包不再受威胁。
三、公众是怎样被说服的？
加入世贸组织将使中国富人成为跨国公司生产体系中的依附性力量，因此并不符合其长远利益。对于世界
各国大多数人来说，中国不是成为一个自主成长的经济发动机，而成为靠低工资竞争的国家，也不是件好事。
我认为，根本原因是跨国公司及其推崇的新自由主义学说统治著学术界和舆论界。中国的经济学界几乎一边倒
“
”
地信奉亚当斯密的 看不见的手 ，信奉弗里德曼，政府各级领导人都接受过斯密教条的训练，他们几乎无条
件地相信市场经济，相信自由贸易。媒体也不例外，记者和编辑都是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斯密教条信奉者，很
“
少有人知道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甚至英国都是靠贸易保护主义发展起来的，他们甚至把贸易保护等同于 闭
”
关锁国 。
市场幼稚病。西方强国一味向我们推销新自由主义，别有用心地把中国说成是新的世界强国，我国经济学
界的一部分学者曲解了社會主義市场经济的本意，迷迷糊糊地跟着高唱自由放任的颂歌，一味地认定只有自
由竞争才是中国的出路。这种主张实际上和当年跑步进入××主义的狂热差不多，无非方向变了，成了跑步进入
“ ”
世界市场，从 左 派幼稚病一变而成为市场幼稚病。
回顾过去十年甚至是三十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变迁过程，我们不能高估经济改革的成就，特别是在过去十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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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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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法制的市场经济道路跟 权贵资本主义 或称 官僚资本主义 正在较量， 两方面都有所斩获，现在还胜负
”
“
”
“
”
难分 。我们应该并且一定要理性地看待所谓的 中国模式 ，千万不能 未富先骄 。四个不协调 “
： 改革滞后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