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基础产业，其中煤炭占 30.6%；化工占 18%；冶金占 16.6%；有色占 6.6%。这些行
业的企业一般资产额大，盈利能力差，许多涉及有关国计民生的矿山资源，外界资本愿
不愿投资，国家政策允不允许尚且不说，如此巨量的资产在短期内我国的资本市场也无
法消受。另一种途径是原企业回购，即便以五折的比例，也相当于抽走 2300 亿元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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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势必是 掀下包袱扛上石头 ，对资金本就非常紧张的国有企业无异于 雪上加霜 ，而
且，回到单一股东模式，完全背离了脱贫减负、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债转股政策初衷。因
此，这两条退出之路都很难行得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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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大 提出的国有资产管理思路为债转股资产的归宿带来了新机遇。在持股数千亿元

国有股权资产及日趋成熟的股权管理经验的背景下，比较合理的方式是把资产管理公司
纳入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成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切实参与转股企业管理，股权主体到
位，把债转股的政策初衷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变革相结合，走出一条金融资本和产业资
本交融的新路子。

二、新的不良资产需要专业机构不断处置和管理

   把不良资产处置继续作为资产管理公司发展业务的关键是：是否存在一个源源不断的
不良资产供应源。

   市场经济具有产生不良资产的活水源头。不良资产的产生除偶然性的因素（如经营水平、
投资目标失误等）外，系统性的产生原因是经济转轨、产业升级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经
济转轨、产业升级是社会进步的必然；历史发展也证实，不论何种特色的市场经济，经济
的周期性波动是无法避免的。而且，在经济危机或金融风暴（如东南亚金融风暴、墨西哥
金融危机）来临时，不良资产的源泉般的产生将变成井喷规模。这一点，无论在金融制度
完善的美国、西欧诸国，还是在发展中的东南亚诸国，都证实是无可避免的。1988 年，美
国各种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高达 7000 多亿美元；2002 年台湾的大型银行拍卖了高达
2400 亿元（新台币）的不良资产。日本银行、韩国银行的高不良资产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我国有一个庞大的不良资产蓄水池。2002 年底，控制我国 65%左右金融资源的四大国
有商业银行按五级分类的不良资产率分别是，工商银行 25.52%，中国银行 22.37%，建
设银行 15.28%，尽管农业银行没有公布，但顶多处于工、建、中三家银行中间；另据央行
统计，到 2005 年，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率才能降到 15%以下。2002 年底，我国四大
国有商业银行的人民币各项贷款为 10 万亿元左右，就以 20%计算，不良资产规模在 2 万
亿以上。另外，其他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规模估计也不是个小数，2002 年末，除四大国
有商业银行以外的其他金融机构的人民币各项贷款规模为 3 万亿元，以经营状况中性的
深圳发展银行为例，据报道，1999 年，深发展的 304 亿元总贷款中，逾期和呆滞贷款之
和就有 102 亿元。2002 年，我国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新增规模为 2 万亿元，以新增
贷款的 5%的不良资产率计算，每年将新增不良资产 1000 亿元。除银行类金融机构外，
证券公司、大型投资公司也是不良资产的巨大源泉。

   对不良资产的处置，重新搞一套人马和网络处置是既费钱又费力的事，显然利用资产
管理公司的经验和网络，进行规模处置无论对银行还是对社会都是最经济的选择，问题
的关键是对金融不良资产的处理能以市场化的形式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