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号：

2009092024

一、导论

 

　　（一）概念性框架：

“客观职守型援助”与“合理有效性援助” 

　　现代刑事诉讼中，律师辩护有两种来源：一种是委托律师辩护，另一种是
刑事法律援助。后一来源的主体即是由法院指定辩护律师。委托辩护权由被告人
自由行使，而指定辩护权首先与案件的严重性，进而与被告人的经济贫困状况
紧密相关

[1]。从产生背景看，指定辩护制度是平等权利和正当程序主张的必然

要求。从程序平等角度，任何被告人，尤其是经济贫困的被告人都应享有律师帮
助的权利；而根据正当程序的要求，律师辩护应最大限度地避免无辜者被错误
定罪并促进公正审判

{1}。诉讼实践中，如果没有指定律师的帮助，相当比例的

被告人将无法为自己进行有效辩解，更不可能抗制公诉机关的指控、调查与质证
这意味着，从控辩平衡和程序公正角度，国家不仅仅要为适格的被告人提供免
费的律师援助，还应当提供合格的辩护律师。

 

　　这就涉及指定辩护的最低质量标准问题。理想状态下，从权利保障需要角度
指定辩护应与委托辩护作用相当，适用统一的律师辩护质量标准。在我国，根据
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指定辩护律师必须为受授人提供

“符合标准的法律服

务

”[2]。至于标准为何，则不够明确。综合已有的法律、法规，可以将指定辩护的

质量标准大致概括为

“客观职守型援助”。它包括“客观辩护”与“职守辩护”两方面

的要求。客观辩护是指，辩护律师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根据事实和法律，提
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其法律依据是《刑
事诉讼法》第

35 条、

《律师法》第

31 条。职守辩护是指，辩护律师应当尽职尽责，

恪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其制度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
部、司法部联合制定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第

21 条。上述两项要

求各有侧重，前者指向客观的辩护过程，既适用于指定辩护，也适用于委托辩
护；而后者强调辩护律师应遵守作为政府委派人员应有的职业道德，主要适用
于指定辩护。可见，在现行法框架内，如果仅考虑辩护过程，指定辩护的质量标
准与委托辩护没有区别。由于指定辩护律师具有政府工作人员或者接受政府指派
人员的职业身份，因此，对其职业道德要求更多的是一种政府管理机制，与客
观辩护并不矛盾。

 

　　在美国，无论是委托辩护还是指定辩护，都适用于

“合理的有效性帮助”

（

Reasonably Effective As-sistance）标准。早在 Powell v. Alabama （1932）案中，

最高法院即指出，指定辩护人如委托辩护一样，也必须提供有效的法律援助。
[3]此后，在 McMannv. Richardson (1970)案中，最高法院进一步认为，被告人有
权

“在刑事辩护律师的能力限度之内”，获得“合理的合格”的建议。[4]上述判决

促使下级法院运用更高的标准去审查辩护律师的能力。自此，无论是联邦还是州
的法院，均采纳了更加严格的标准以要求律师按照

McMann 案的标准执行或者

提供

“合理的有效帮助”，其具体的职责要求包括：调查所有重要的事实，较高

频度地会见当事人，以及询问所有潜在的证人

{2}。历史上，只有极少数州曾区

分指定辩护与委托辩护辩护，适用不同的有效辩护标准。例如，德克萨斯州刑事
上诉法院在传统上对待指定辩护与委托采用的是一种

“分叉审查”的标准：指定

辩护适用

“合理有效性标准”，而委托辩护审查的重点则为是否存在“当事人不注

意时或者违反法律责任的不当行为

”。这种标准经由 Ex Parte E-wing（1977）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