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国际上曾出现过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
“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复”；另一种主张是“停止发展论”，又称“零增长论”，认为环
境污染和破坏既然是由于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那么，解决环境问题的出路就只有停止发
展，著名代表是罗马俱乐部于

1972 年发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⑸这两种观点，反映

到环境立法中，就是

“经济优先论”和“环境优先论”的对立；反映到环境刑法的立法价值取

向上，就是

“人类中心主义”的立法价值观（传统法益保护观念）与“生态中心主义”的立法

价值观（环境法益保护观念）之间的对立。

 

　　（一）

“人类中心主义”的立法价值观——传统法益保护理念 

　　

“先污染后治理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强调人类发展优先，从而使“经济优先

论

”和“以人为本”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在传统的“人本主义”法益思想之下，逐步形成了“人

类中心主义

”的法律价值观。这一传统法益保护观念使得人们以人类为中心确定“环境”的范

围，从而形成关于

“人类环境”的认识。根据这一认识而确立的环境刑法的基本观念，认为刑

法并不保护环境本身，只有当人类生命和健康及其财物的法益因环境破坏而受到损害或威
胁时，才考虑科以刑罚。在这种思想支配之下，只有当破坏环境的行为进而侵害人类生命、
健康或者财产等利益的时候，才规定刑事处罚措施，而没有将环境法益规定为刑法直接保
护的法益。环境不是利益的归属主体，不能反映利益，环境利益只有透过人才能表现出来，
故只有反映人本身的利益才具有刑法上的意义。因此，对环境的保护，目的在于保护人本身
的利益，如果人本身的利益没有受到损害或者威胁，则无刑事制裁可言。⑹如日本的《公害
罪法》最为典型，该法以公众的生命和身体为保护对象，将处罚行为限定在危害生命或健康
的行为上，破坏生活环境的行为不在此限。⑺

 

　　在

“人类中心主义”立法价值观的支配之下，环境法益并非环境刑法直接保护的独立客

体，自然环境也没有实质上成为环境刑法所保护的对象。这意味着，一方面，在立法理念上，
坚持

“以人为本”构建犯罪的理论体系和惩罚机制。始终将人自身利益的保护置于首位，而忽

视对生态环境利益的应有保护。对人的保护是一种直接的保护，而对生态安全的保护仅仅是
一种间接的保护，只是保护人类利益的一种副产品。另一方面，在立法实践中，污染行为只
有造成了实际损害后果的才构成犯罪，即污染必须达到给人的生命、健康或者财产造成损害
的地步，才能作为犯罪来处理。对于那些尽管还没有造成实际损害，但已使环境处于严重危
险状态的行为则不予制裁。事实上，这种危险状态一旦转化为现实的危害后果，其损害事实
将无法逆转，显然，这种立法不利于生态环境自身的良性循环，不利于人类生存环境的改
善。例如，我国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第三百四十二条、
第三百四十三条规定的非法占用农用地罪、非法采矿罪和破坏性采矿罪等，都是以造成严重
后果为要件的，这与环境保护

“防重于治”的初衷背道而驰，显然也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

观下的产物。应当承认，我国

1997 年刑法在某些方面有所改进，已将一些有重要经济价值

的生态要素直接作为财产予以保护，比如，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规定的非法猎捕、杀害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罪和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第三百四十四条规定的
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和非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国家重
点保护植物制品罪，均直接触及环境要素本身，但这毕竟还是从生态意义上衡量生态要素
的生态价值，实际上仍然没有逃脱财产利益及传统价值评判标准的藩篱。我国刑法保护的目
标仍然以人身和财产为主，其罪与非罪的标准主要在于行为是否侵害了人身和财产方面的
权益。可见，

“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理念直接影响并主导着我国环境犯罪方面的立法。 

　　（二）

“生态中心主义”的立法价值观——环境法益保护理念 

　　实践证明，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容易，而要治理和恢复则极其困难，等到环境污染了、
生态破坏了再来治理，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甚至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例如，治理河流至少
需要二三十年，恢复湖泊生态需要的时间更长。英国泰晤士河的污染治理用了上百年，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