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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农村家庭决策的演变

 

  

 

  (一)家庭权力结构的变化

 

  在家庭权力结构方面,可以分成

“家庭代际权力”、“家庭性别权力”和“家庭成员个体权

”几个方面。一项以广州市北郊蓼江村实地研究显示,“第二代当家”的现象已经逐渐取代

“年长者当家”的趋势,家庭性别分工也出现两性平权的趋势。 
  调查中,现在家中当家人为第二代的占

59.65%,为家中辈分最高者的仅占 5.26%;认

“无论如何,晚辈不能与长辈顶嘴”的占 5.3%,“谁的意见对听谁的,不管长辈还是晚辈”

的占

70.2%。

“当家者的性别差异”方面,“丈夫说了算”的占 66.1%,“妻子说了算”的占

1.9%;

“家庭成员的权力”最主要部分是经济权力,“各人赚的钱各人用”的占 10.7%,“各人

赚的钱全部交给家长

”的占 51.8%。从当家者分布、当家者性别差异、辈分冲突形态、家庭收入

分配等指标和数据来看,可以判断出农村中已逐渐出现

“非辈分意识下的第二代当家”是家

庭权力主轴的趋势。经历着迅速的社会变迁的农村社区,在非农化的影响下,代际关系基本
上倾向于平等协商的关系;家庭基本上呈现丈夫掌握权力的结构,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仍
然偏低,但似乎已在向民主协商的方式转换;在家庭权力分配方面,也与其他生活方式一
样,经历着某种变革或

“转型”;而在婚姻自主性和家庭所得的支配权方面,个人支配权明

显增加,家庭对个别成员的情感约束明显下降,个人对家庭经济的摊派义务也明显减弱。

 

  (二)生育观念的变迁

 

  中国现代化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计划生育的重点和难点也在广大农村,但是随着非
农化及乡镇集体企业的发展,为我国提供了广泛开展计划生育的契机。尽管农民的生育观念
仍然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经济生活的改善是否必然促进现代生育观念的养成,还有待更
多的实证数据作支持,但许多研究已显示,非农化与乡镇集体企业的发展,确实正在改变
农民的生育观念。

 

  根据前述对广州市北郊蓼江村的调查,在生育目的选择上,以

“传宗接代”为第一选择

的占

21.2%,以

“养儿防老”为第一选择的占 57.2%,认为“增添生活乐趣”的占 14.4%。由此

看来,尽管

“传宗接待”和“养儿防老”的生育观念仍居主流,但现代生育观念已明显改变。 

  (三)消费观念的变迁

 

  农村消费是农户经济活动的直接结果和最终目的,农户消费水平不仅反映农民物质生
活满足的程度,也反映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成效。特别是农民消费结构与消费观念的变化,
也可作为衡量农民

“现代化意识”增长的指标。 

  从

1995 年导 2003 年,我国农民收入缓慢增长,人均纯收入从 1577.74 元增长到

2622.24 元,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从 1310.36 元增长到 1943.30 元,除 1998 年和 1999 年人均
生活消费支出下降外,总体呈上升趋势。随着消费支出的变化,农民生活消费结构也发生了
显著变化:恩格尔系数下降且食品消费质量提高;衣着消费金额增加且比重下降;居住面
积不断增加且住房质量显著改善;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量显著上升;交通通讯费迅猛增长
文教娱乐和医疗保健消费比重快速上升。农民的消费结构由

“自给性消费”转向“商品性消

”,消费形态市场化和多样化已经成为农村消费的主流。 

  

 

  四、现代意识的生成

 

  

 

  开放意识是农村社会价值观念转型的一个重要窗口,其内容是指个人对外部世界的评
价程度。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农民普遍具有反风险的心理特征,农户的生产决策总是处于

“风

险最小化

”。农民传统的反风险的主观性加上农业生产多风险的客观性,构成了农业市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