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一个观念的东西，不是实际的东西。他们研究了人格问卷评价、观念联想评价与现场
实际观察结果三者之间的一致性，发现人格问卷评价与观念联想评价之间普遍有.65-.90
的高相关，二者与现场实际观察数据间的一致性均低。结果证实了他们的假设。[12]此说
得到不少人的支持，
也引起异议。我们虽然不认为所有的人格问卷测到的全是一种基
于记忆的语义，而不是真实的行为本身；但是还是觉得 Shweder 和 D’Andrade 的批评
不无道理：基于记忆的语义评价毕竟不是真实行为本身。很可能有时或有的人格问卷基于
记忆的语义评价与真实行为本身是一致的，而有时或有的人格问卷基于记忆的语义评价
与真实行为本身是不一致的。这至少提醒我们在使用问卷技术时必须小心谨慎。另一种批
“
”
评是 好恶度倾向 说。在关于人物感知的研究中，Lamiell 等发现被试在评定人是否具有
“
”
某些形容词所含的性格特性时，往往就形容词所含的特性的 社会赞许 程度来评定，而
不是按主试的要求，就所评价的人本身是否具有这些特性来评定。[13]显然，这是又一种
令人头痛的现象。杨中芳(1996)认为，这是一种被试最不需要花心思费功夫，即可及时
“
” “
”
反应出来的回答准则；是被试常用的可以取代伤脑筋的 照实回答 的 挡箭牌 。值得注意
的是，在其它关于人格问卷的因素
的研究中，亦发现同样的倾向，往往因素分析抽
“
”
出的第一个因素，就是 好恶度 的人格维度。在人格评估中，被试使用这样一种策略，即
以一种最不需要花心思费功夫，即可及时反应出来的回答来搪塞，而并不是按主试的要
“
”
求、按真实情况回答，如此 好恶度倾向 多么伤脑筋？
我们在实际应用中，也的确发现问卷技术还有其它不少局限。例如，笔者在 80 年代开展
心理咨询时曾碰到这样一个例子：心理咨询中心第一天第一个来咨询的一位工人，在看
“
到我们给他做的人格问卷时，大为惊讶道： 你这样问我就叫个性测验？这不等于是我告
”
诉了你吗？ 甩手而去。此事令我反省了多年。的确，问卷技术所获得的心理资料，完全是
“
”
“
”
建构在被试 告诉 的基础上。如果被试不愿、不能、不好、不便、不好意思 告诉 ，那可怎么
办？可见：
1.问卷测验前提条件是被试能够真实地回答。在以下情境中它束手无策：无法真实、客观
“
”
地回答问题的非 科学家 的病人，如精神病人等等；不想真实客观地回答问题的人：如
“
”
“
”
装好 倾向、 装病 倾向、随机作答等等。在一些著名的问卷测验中，如EPQ，其 L 量表
无法区分说谎与老于世故；而 CPI 辨别作伪的变量有时居然将真实回答者也错判，形成
“
”
冤案 ；笔者曾比较正常场合与应聘场合中使用人格问卷的情况，发现前者废卷率约
6%，后者则高达 13%
左右。
2.普遍适合于西方文化，是否普遍适合于中国文化，这是个问题。如前所述，中国人倾向
于选择折衷的、中间的、不明确的答案：中国人不习惯于对陌生人、对公众、对外界随便坦
露自己的心理。又有，中国人受易经的影响极深，全息、整体、神机妙算的观念根深蒂固。
在中医中，舌头、脉搏的变化能探测到全身的变化。中国人往往不太相信问卷直接发问得
出的结果。中国人崇尚洞察秋毫、断于未萌之中、决于不言之时、甚至是神秘主义的神机妙
算。所以算命、八卦预测等等，颇有市场。
3.
无法评估敏感性的、被试不愿回答的问题。等等。
直接从国外引进或移植测验量表遭到种种批评。而问卷技术在中国文化中所遇到的问题，
也是不能不深思的。
三、投射技术的盛衰
投射(projection)这一概念最早由弗洛伊德提出。在弗洛伊德看来，自我(ego)会将不能
接受的冲动、欲望和观念转移到别人身上。像那些不能宽恕自己内心敌意的神经症和精神
分裂症病人，就常常以迫害妄想的方式将自己的敌意转嫁于别人。可见这种投射作用是一
种防御机制。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投射的基本特征：一个人真正的动机、欲望、以及其它心
理活动，可以通过此人的其它心理过程或心理活动产品间接地表现、反映、亦即投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