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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国的政治改革进程是一种自然过程, 它的发生、发展和阶段特征都有着自然的依据,外加的人

   

为的干预或者中断这一过程或者使它异变,绝不会促使他更快更健康地发展;
    2. 

 

1989年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干预是失败的, 其主要原因在于它没有尊重中国的现实,违反了国

   

际干预的正确原则;
    3. 

 

在今后的某一时期内, 国际社会将为自己的这一次冒失的、不公正的、失败了的干预付出代价。

这里不仅指中国政治改革进程停顿而不断给世界造成惊恐,而且指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一旦发生重大挫折后

   

极有可能发生的政治异变。谁也不要忘记,中国是世界核俱乐部的成员。
    4. 

 

在中国问题上, 国际社会仍然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权力扶持中国的经济发展,当经济发展最终

使中国公众和政府都意识到落后的政治体制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时,特别是当经济发展最终为政治
改革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时,政治改革将自然地(不排除程度有限的社会动荡)开始。这种选择也并不是皆大

欢喜的,因为全力支持中国的发展只能停留在一般性的宣传的作用上,中国经济在面对世界时,更多的将遇
到抵制、压迫和毁灭性的竞争。经济交往上的利己性和政治交往中的干预性并行存在于世界秩序中。所以,

期望中国的政治改革顺利进行的同时,西方各国必须协调行动从而在国际经济贸易活动中对中国进行切实的

   

帮助、保护、让利以及其他必要的扶持措施。
    

   

第二种选择即继续对中国进行不同形式的干预。

    中国是个大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一是造成其政府的任何决策都存在局部性失误;二是造成事实

上的分裂和严重的离心倾向。这不仅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干预提供了各种机会,而且为这种干预的成功提供

   

了可能性。机会和成功都是诱惑,是干预和反干预成为中国与国际社会交往中的一个不间断的音符。
    事实很可能是,国际社会将把这两种选择混合运用,并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和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

   

而自行修正其侧重点。

 

   

三、 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开端
    国际干预如果能够成为是一种善意行为,那么它的实质性意义应该是一种有效的国际援助。干预的对

象仅限于一过的政治决策方式及程序,即通过国际援助建立起一整套民主的有反馈技能的政治运作制度。根
据西方社会的观点,这种援助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种制度不仅将约束该国执行和平与和解的国际政策,而

   

且也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唯一有效的制度保障。
    西方的这个流行观点不仅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而且在逻辑上也混淆了经济与政治发展上的因果

   

关系。
    中国在结束悲剧性的文化大革命以后,曾有过一段短暂的痛定思痛的反思时期。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

派在这一时期曾幻想建立起自己的更合理的民主政治体制。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及以后的几
个月中邓在公开场合和秘密场合的讲话只有一个主题,及如何在共产党内建立起一种民主的监督与反馈机制,

   

防止再度发生由于领袖个人独裁而把全党拖入灾难这类悲剧。
    

   

邓的这个愿望肯定是真诚的,因为他自己就一再成为荒谬的领袖独裁制度的受害者。

    邓长期以来始终是被神化了的领袖毛泽东的忠实追随者。这种历史甚至一直可以上溯到共产党在江西

省的贫瘠山区占山为王的艰苦时期。邓因与毛泽东的关系过于密切而遭到从莫斯科回来的正统斯大林主义者

的整肃。在以后,邓一向被划入毛泽东的派系,并凭借自己的出色才华以及毛泽东的信任而得到迅速提升,
直到担任党的总书记。但在毛发动的以纯洁内部组织和清除反对派为目标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邓即被宣布

   

为党的第二号敌人而被无情地赶下政治舞台。
    邓被打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他对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以外,更主要的因素可

能在于他个性强硬,不肯对另一权威任务林彪元帅和毛夫人江青女士表现出驯顺和服从有关。这一次被打倒,
他仍不肯轻易屈服,但是,他真正对党和国家的政治制度的缺陷的深刻认识和坦率承认,主要来自于他以后

   

的经历。
    林彪元帅失宠并叛逃以后,邓小平在另一个大权在握的领导人周恩来的支持下得以东山再起。当然,

在这一过程中邓本人不得不违心地向毛泽东表示了悔过之意以求得谅解。毛则像一位宽容的长辈,很快忘记
了他们之间发生过的不快并对邓委以重任。不过,四年以后,毛泽东又一次亲手把邓小平打倒了。事实上他

”    

并没有忘记过去,他称邓 死不改悔 。
    

   

最令人深思的是在第二次被打倒之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这时的毛泽东已是垂暮之年,身患重病,思维、语言和行动都发生了严重的障碍。即使如此,这个患

病老人仍是中国这艘巨轮的掌舵者。他不仅决定着轮船的航向,而且他的爱憎喜怒也决定着每个政治集团的

沉浮与命运。于是,以周恩来和邓小平位代表的一派和以江青女士为代表的另一派就不得不争相在毛的病榻

   

前表示忠诚以求得到他的支持和理解。
    这是一个艰难的有伤人的尊严的尴尬场面。而毛泽东却熟练地运用政治技巧,游刃有余地使两派力量

保持平衡,并使他比较不喜欢的邓小平的派别在表面上看来稍占上风。这种折磨是非常痛苦的,个人的政治

抱负核国家的前途命运全都仰赖那个最高人物的个人倾向和立场。作为一个严肃的政治家,邓小平在当时除

   

了徒唤奈何之外别无他法可想。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任并没有维持太长的时间,而且这一变化是极为突然的。根据现在披露出的材料

分析,除了江青女士一再向毛泽东进谗言中伤邓以外,还有更重要的三个原因是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看法发生

   

逆转。这三个原因也显露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的完全不合理性。
    1. 

 

周恩来病逝以后, 毛泽东的病情加重。这样,邓小平不仅失去了庇护者,而且阻断了与毛泽东联

系的渠道。这是极其危险的。如果你能够始终在那位老人眼前晃动并在他耳边喋喋不休地讲些冠冕堂皇的话,

即使你是错的也能得到极大程度的宽容;而如果你一连几个月都不在他眼前出现,老年人的多疑和轻信都将

   

士你处在极易受攻击的危险地位。
    2. 

 

更要命的是三个年轻人的出现。 这三个人中有两个是毛泽东的亲属。在那一时期,这三个人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