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它们的排卵期是明显的，雌性接受性行为总是发生在排卵期前后的易受孕期。性不是为了娱乐，配偶
间的经济合作也很薄弱或者压根儿没有。矮黑猩猩（矮种黑猩猩）与人类在后者的很多方面相似或接近：雌
性对性的接受能力在发情期的几个星期中一直延续着，性主要为了取乐，在群体中的许多成员间存在经济合
作。可是，倭黑猩猩仍然没有人类的契约或配偶关系，没有人类掩饰得很好的排卵期及人类父亲对后代的承
认和照顾。多数或者说所有这些物种都不同于人类，没有一个准确定义的雌性绝经期。
因此，即便是非哺乳动物中心主义的观点也强化了狗的想法：人类自己才是怪异的。我们惊讶于孔雀
和袋鼠的怪诞行为，但实际上这些物种的行为完全在动物的变异范围中。物种歧视的动物学家阐述为什么非
洲果蝠会形成它们的繁殖地婚配模式，可是最最需要解释的是我们自己的婚配模式，为什么我们人类会进化
成如此不同寻常？
当我们将人类与人类最近的亲戚类人猿（有别于长臂猿或者小的猿类）相比，这个问题尤其尖锐。最
近的物种是非洲人猿和倭黑猩猩，和这些物种相比，人类在基因核心物质（DNA
）
上只有 1．6％的差
别，接下去较近的是大猩猩（2．3
％基因不同于人类）
和东南亚的猩猩（3．6％的不同）。我们的祖
先仅仅在 700
万年前才与类人猿和矮黑猩猩的先祖分道扬飚，
和大猩猩的先祖是在 900 万年前分开的，
和猩猩的先祖则是在 1400 万年前。
与人类个体的生命相比，这是一段漫长的岁月；但对于进化过程来说，这只是一眨眼的时间。生命已
在地球上存在了 30 多亿年，多种多样带硬壳的复杂的大动物出现在 5
亿多年前，
在我们的祖先和我们
类人猿亲戚的祖先分离后的相对短暂的时间内，我们仅仅在部分明显的方面有了适度的分化，但这些适度的
区别（尤其是直立姿势和较大的大脑）对我们的行为差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人类和类人猿的祖先分化的三个决定性的领域中，除开直立姿势和大脑的尺寸外，还有性行为。猩
猩总是独居的，雌雄相会只是为了交配，雄性不照顾后代，雄性大猩猩有几个雌性配偶，和她们中的每一个
在几年中保持阶段性交配（在雌性最近一次给幼崽断奶和恢复经期后至再次怀孕前）；类人猿和倭黑猩猩群
——
居生活，但并无持续的雌雄组合或者专门的父子组合。很显然，我们的大脑和直立姿势对于人类属性
实
际上，人类今天使用语言，读书，看电视，购买或者种植大多数食物，占有几乎所有的陆地和海洋，把我们
——
人类自己和其他物种关入牢笼，正在消灭多数其他动植物物种
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可是，类人猿
仍旧无言地在丛林中采摘野果，只在东半球的热带地区占有很小的区域，不囚禁任何动物，并不对其他任何
物种构成威胁。那么人类怪诞的性活动在人类取得这些属性中起了什么作用呢？／人类性方面的特色是否与
人类和类人猿的其他区别有关呢？除开（也很可能是作为最终成果）人类的直立姿势和发达的大脑之外，那
些差别包括：人类相对缺乏体毛，依赖工具，使用火，发展了语言、艺术和文字。如果认为这些差别导致了
人类性方面的特色，联系并不是很明显。例如，没有理由说人类体毛脱落使性娱乐更富吸引力或者人类用火
导致了绝经期。相反，我认为，性娱乐和绝经期如同人类的直立姿势和发达大脑，对于火的使用，语言、艺
术和文字的发展是同样重要的。
要理解人类的性活动就要承认它是一个生物进化学上的问题。当达尔文在他的巨著《物种起源》
（Oil 山 e Oil 冷 11 Of 却 eeles）中承认生物进化现象时，他的多数证据来自解剖学。他推断
——
多数植物和动物的结构是进化的
这就是说它们一代一代发生变化。他还推断进化的主要力量是自然选择。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说是指植物和动物的结构适应性地发生变化，某些改变使得物种个体在存活和繁衍能力上
比其他个体更胜一筹，这些特殊的改变代代相传，因而数目不断增加。后世的生物学家们指出，达尔文有关
解剖学的推理同样适用于生理学和生化学：动物或植物个体的生理和生化特征也是随一定生活方式调整，并
且顺应环境发展。再后来，进化生物学家指出，动物的社会系统也是发展变化的，即便是一些关系密切的动
物物种，有些是独居的，另外一些是小群活动，还有些知是大群生活。它们的社会行为是动物为了生存和繁
衍而进化的结果。究竟是独居还是群居更有利物种的生存和繁衍，取决于诸如食物来源是丛生的还是散布的、
是否面临食肉动物袭击的高度风险，等等。性活动也是同样道理，它取决于每一物种的食物来源，食肉动物
的威胁和其他生物学上的特征。某些性行为方式也许要比其他方式更适于生存和繁衍。在这个问题上仅举一
例，一种最初看来与进化逻辑截然相反的行为：吞食性伴侣，即有些物种如蜘蛛、螳螂的雄性在交配后甚至
在交配时照例就会被它的配偶吞食。这种吞食显然得到了雄性的同意，因为这些物种的雄性靠近雌性，没有
任何逃跑企图，甚至将脑袋和胸部靠向雌性的嘴巴以便雌性嚼食它的大半截躯体，而与此同时，它的腹部仍
在继续向雌性体内射精，工作不辍。
假如谁把自然选择的意义看作是尽可能保证生存，那么这种自杀性的同类相食便毫无意义了。实际上，
自然选择保证的是基因的传递，而生存在多数情况下只不过是一种使基因的不断传递成为可能的策略。我们
来设想一下，例如延续基因的机会寥寥无几并且毫无先兆，此时雌性良好的营养状况必定会大大增加延续该
基因的后代的数目。这就是那些低密度生活的物种如蜘蛛和螳螂面临的境况。一只雄虫能遇到一只雌虫已是
鸿运当头了，不能奢望这样的好运会撞到第二次。这只雄虫的最佳策略是通过它的幸运遇合产生出尽可能多
的携带其基因的后代。雌虫储存的营养越多，她就能给卵子越多的热量和蛋白质。如果雄虫在交配后离去，
它很可能再也找不到另一个雌虫，它的存活因此也将毫无意义。相反，如果鼓励雌虫吃掉它，它就可以使雌
虫产出更多携带它的基因的卵来。此外，雌蜘蛛在吞食雄蜘蛛时无暇他顾，就会允许雄性生殖器交配持续的
时间更长一些，注入更多的精液使更多的卵子受精。雄蜘蛛的进化逻辑是无懈可击的，但对人类来讲则是怪
异的，因为人类的生物特征使得吞食性伴侣并无助益。多数男性一生中，有多于一次的性交机会；营养再好
的女性一次通常也只生育一个婴儿，或者至多是双胞胎；并且一个女性在一次坐股期间也不可能通过充分消
化男性的身体来显著改善她孕期内的营养基础。
这个例子显示，不同物种的不同生态学和生物学特点对物种的性策略有决定作用。蜘蛛和螳螂吞食性
伴侣，取决于它们低密度分布、遇合概率低的生态学特点，以及雌性消化相对巨量食物的能力及营养良好时
能显著增加产卵量的生物学特点。如果个体开拓了一个崭新的栖息地，生态学特征会顿时改变，但个体仍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