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过去注重效率的取向，将社会公平等价值的因素重新注入经济目标与效率目标中。尽管
公平与效益的价值取向有所突显，但仍未动摇效率取向在行政学中的主导地位。到了
20 世
纪
80 年代，以公共管理§学为理论基础，行政学由重视工作过程与投入转向注重结果与产
出，强调
“顾客”至上，倾听“顾客”意见，建立明确的服务标准，向“顾客”作出承诺，为之
提供优质服务，社会效益的价值取向受到空前关注，呈现出效率与效益并驾齐驱的势头
[4]。
3.研究模式由一般性的原则研究向具体特定的问题研究转化
一般来说，科学研究与科学理论的形成有两个基本的研究模式，即原则研究和问题研
究。结合行政效率的研究来看，行政学发展的早期对行政效率的研究大多从原则出发，关注
的焦点是提高行政效率的一般原则与途径，由于这些原则和途径涉及到组织、领导、决策、人
事等管理的各个方面，效率研究实际上成为管理的综合研究。像西方行政学家对效率原则的
概括就属于这种原则研究方法。但是随着社会政治实践的发展和行政学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
这种原则研究模式渐渐显得不合时宜。一方面，从实践来看，这种原则研究模式所提供的一
般原则和途径有变成
“常识”的可能，特别是在公共行政职能多样化和目标多样化的趋势下，
这些原则与途径往往由于缺乏较强的针对性和相关性而难以付诸实施，所以往往成为
“绝对
正确的废话
”。另一方面，行政学理论的深化又不能仅仅局限于原则研究，必须面对现实中
的各种问题展开，这样行政效率的研究就会选择特定的角度和特定的内容，比如：针对不
同行政部门具有个性特点的效率研究以及效率测定与提高措施等。因此，原则研究关注的是
行政效率的共性，而问题研究关注的是行政效率的个性，而个性研究恰恰是共性研究的深
化
[5]。
三、当代中国政府行政效率问题与困境
§章的内容来看，还是从各种对行政效率的
社会评价来看，都一致地认定
“我国政府的行政效率是低下的”，尽管这种认定到目前为止
尚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持，这是由行政效率认定和研究的困难决定的。不论是学者的结论，还
是一般人的结论都还只限于直觉与感性认识的层次上，但是这些都丝毫没有动摇人们所形
成的这种信念。笔者认为，对于我国行政效率的认定，实际上是依据一定的判断标准而得出
来的结论，尽管这个判断是直觉和感性的，这个判断标准有两个：
1.以西方公共行政的实际效率作为判据
在改革开放之前，这个判断标准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也只有极少数人有这种比较
的机会。改革开放之后，处在同一时间维度中的中国行政效率与西方政府的行政效率就自然
而然地进入了学者甚至是一般老百姓
(一开始是投资商人)的视野中。由于西方近代理性精神
的影响，西方的行政组织体系设置也呈现出高度理性化的特征，加之西方一直未断的行政
改革都把高效率作为政府的基本追求目标之一，因此，效率精神与效率原则是西方政府行
政管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与此相比较，中国行政效率的低下是显而易见的，于是，追
求高效率也一直是我国政府历次行政改革的核心目标之一。
论文出处(作者):刘祖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