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如果我们从整个中西翻译研究发展史的大背景上去看的话，那么我

们应该可以发现，一直到

20 世纪上半叶，也就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中

西翻译研究的差别并不是很大：因为中西翻译界基本上都停留在传统的译学研

究范畴之内，也即主要关心的是翻译的方法（如直译、意译等问题）、翻译的

标准（如严复的

“信达雅”，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等）、翻译的可能性（可译

性与不可译性等）等问题。但是进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西方翻译研究

中出现了三个大的突破和两个划时代的转向，这使得西方翻译研究与此前的研

究相比，发生了重大的实质性的变化。

所谓的

“三大突破”，首先指的是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西方翻译研究

开始从一般层面上的对两种语言转换的技巧性研究，也即从

“怎么译”的问题，

深入到了对翻译行为本身的深层探究，提出了翻译中的等值问题，等效问题，

等等。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派学者是这方面的代表，如卡特福特，纽

马克，尤金

· 奈达，以及雅可布逊等。对这方面的研究进展，我们国内译学界

比较熟悉，这里就不赘言了。

其次，也即第二个突破，指的是当代西方的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对翻译文

本本身的研究，而是还把目光投射到了译作的发起者（即组织或提议翻译某部

作品的个人或群体）、翻译文本的操作者（译者）和接受者（此处的接受者不

光指的是译文的读者，还有整个译语文化的接受环境）身上。它借鉴了接受美

学、读者反应等理论，跳出了对译文与原文之间一般字面上的忠实与否之类问

题的考察，而注意到了译作在新的文化语境里的传播与接受，注意到了翻译作

为一种跨文化传递行为的最终目的和效果，还注意到了译者在这整个翻译过程

中所起的作用，等等。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起，以詹姆斯

· 霍尔姆斯(James S 

Holmes) 、 埃 文 － 佐 哈 (Itamar  Even-Zohar) 、 吉 迪 恩 · 图 里 (Gideon 
Toury) 、 利 菲 弗 尔  

(André  Lefevere) 、 苏 珊 · 巴 斯 奈 特 (Susan 

Bassnett) 、朗贝尔 (José Lambert) 、以及梵 · 登 · 勃鲁克（R.van den 

Broeck ）等为代表一些学者，他们的研究就属于这种性质。他们竭力打破文

学翻译研究中业已存在的禁锢，探索建立文学翻译研究的新模式。他们都把翻

译研究的重点放在翻译的结果、功能和体系上，他们都对制约和决定翻译成果

和翻译接受的因素、对翻译与各种译本类型之间的关系、翻译在特定民族或国

别文学内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翻译对民族文学间的相互影响所起的作用感到兴

趣。这无疑是翻译研究的一大深化和进展，也是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中的第二个

大的突破。

最后，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中一个最大的、也即第三个大的突破，还表现在

把翻译放到一个宏大的跨文化和跨学科的语境中去审视。研究者开始关注翻译

研究中语言学科以外的其他学科的因素。他们一方面认识到翻译研究作为一门

独立学科的性质，另一方面又看到了翻译研究这门学科的多学科性质，注意到

它不仅与语言学、而且还与文艺学、比较文学、哲学甚至社会学、政治学、心

理学等学科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翻译研究最终关注的当然还是文本在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