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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
关于现在的年轻人,我认为有几个特点。首先,整个社会世俗化了,神圣性已经日渐消退,我们不要再对年轻人
寄以那样的期望。现代青年文化中多的是游戏性,像当初王朔的作品里很多就是游戏性的东西。当然,社会有些
时候对年轻人还是比较容易抱有一些特殊的期待,期望年轻人能做一些其他年龄层不大做的事情。这在各国都比

  

较普遍,因为人们认为年轻人是比较纯洁的,还没有被成年人社会污染,充满生命力,是未来的希望。
可是,社会对年轻人也有一种失望,再加上这个年龄群体有他们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现在人们很容易有一种倾
向,就是把青年人、青少年群体还有大学生群体以及他们的文化式样问题化,青少年似乎成了问题群体。但实际
上老年人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为什么人们就不认为他们是问题群体呢?大家对老年人就很同情呢?比如说,年
轻人要找个地方聚聚,去跳个舞,大人马上就紧张了:他们在干什么?可是老年人找个地方,在那又喊又叫的,
大家就认为这是很正常的,认为老年生活就是要丰富多彩。有些事情本来没有什么区别,比如说现在老年人有钱

  

就花,出去旅游,大家认为很正常,可是年轻人的消费就容易被问题化。
确实,目前世界各国的年轻人,存在一些问题。譬如他们的孩童化倾向,就是拒绝成年。

1980 年代,年轻人的拒

斥主要是逃离、摆脱那个神圣的角色期待的束缚。但现在就是逃离成年、拒绝成年,到了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
不愿意去工作,也不愿意承担起码的社会职责,包括不愿意结婚、生孩子等等。最近几年,日本的青少年问题比
较突出。日本是跟中国有点类似的东方社会,学者们在关注年轻人不要升学、不要工作、不要高工资、也不要社
会地位的现象。年轻人要摆脱一般的社会束缚,作为一个社会成员、合格的社会人必有的束缚。这样一些青少年
问题让整个社会都有点担心了。因为社会得延续下去,很多传统的、一般的社会价值,以及一般的社会合格人应

  

该做的、承担的,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要逃避。这是一种新的社会问题。
中国社会表面上特别重视青年,但是作为一个一个的个体的、生命体的年轻人,他们的权利、欲求,实际上并没

” “

有真正被认可。当初 新青年 、 五四青年 提出要从父权下面获得解放,要有恋爱自由,这在当时是年轻人自己

很独特的一些要求。可是当 五四青年 得到认可,获得特殊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时,社会认可的实际上不是你
要的自由恋爱等权利,或年轻人生理、心理上的一些特殊需要。社会认可的主要是青年对社会的义务,对国家的
神圣职责。社会的青年观主要是从国家本位出发的。年轻人自己从个体本位出发的、他们这个年龄层次的独特的
权利和需要,社会从来没有好好地加以认可。这很特殊,是一种悖论。青年因为扮演一种神圣的社会角色而获得
那么高的地位,他们的另一方面恰恰被忽视。在其它一些社会,在近代以来的产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年轻人首
先是作为劳动力大军获得相应的地位和权利;在战争中作为出征义务的交换,又获得了选举权、娱乐权等等。可

  

是在中国,年轻人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独自的权利,从一般的观念层面到制度层面,并没有真正得到重视。
由此,带来了不无尴尬的现状,一方面他们在家庭里是独生子女、小皇帝,在社会上大学生被视为精英,研究生
像是天之骄子,可是他们真正的生存状况是很可怜的。拿恋爱问题来说,古代是父母为了家庭的利益逼着年轻人
早婚。像《清律》里面就有明文规定,孩子的婚姻不能由自己决定,父母在就由父母决定,父母不在由老人决定,
老人不在由族里人决定。同时期欧洲各国以及亚洲的日本就不一样,他们是允许年轻人自由交往、自由恋爱的。

” “

虽然 新青年 、 五四青年 曾致力于开拓新风气,不少青年学生在闹自由恋爱。但到解放以后,家长决定换成了

  

组织决定。现在呢,学生又归家长、老师管了,有的为了升学,干脆禁止青少年恋爱。

” “

我们现在的升学制度,规定了青少年必须全力去扮演 好孩子 、 好学生 这些角色。我因此提出过一些问题,譬

” “

如 高度角色化 、 过度角色化 。人从自然人(生物人)到社会人,有一个社会化的过程。角色化是社会化的内

  

容之一,即学会扮演这个社会期待你扮演的角色。
但社会化还有其他许多重要的内容,譬如性格、心理等的发展,各种同一性(如性别身份认同等)的获得。可是
在中国社会中,年轻人社会化过程中心理、性格、情感等的发展,以及他们的主观意志、权利意识等等,这些方

面的社会化一直是被忽视的,有的甚至是空缺。 高度角色化 就是指社会将孩子顺应角色规范视为社会化最重要

的、甚至是压倒一切的内容。而 过度角色化 则是指,为了让孩子学习扮演成人所期待的社会角色,其他方面的

” “

社会化内容受到挤压,甚至被耽误。虽然年轻人表面上的社会地位有种种起伏,但在我看来, 高度角色化 、 过

” “

度角色化 的问题,其实是中国社会从历史上的 孝子贤孙 到后来的 革命青年 、一直到今天的 好孩子 、 好学

  

生 ,它们背后并没有真正发生变化的东西。
现在我们的家长、学校、社会,对于青少年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变化过程中的一些人格发展需要、心理需要以及
他们的主观意识等等,还缺少基本的认可。对于青少年的一些基本权利,制度上也没有真正的落实。小孩子连起
码的游玩时间都无法保证。许多孩子到了法律上的成年,还一直处在家庭和学校的严格管理、控制下。这是中国
社会的一个大问题。社会对我们的孩子、年轻人的角色期待,已经过度了。幼儿到了一定时候,心理上就会有交
朋友、做游戏的需求,到了初中的时候,要交异性朋友,这是很自然的。国外也有升学压力,可人家不会因为对

  

孩子的升学期待而否定孩子这种需求的正当性。可是中国人有时真的就可以否定。
1999 年我结束学业从日本回国,当时日本的青少年问题此起彼伏。回国后,我说中国没有青少年问题呀,国内的
乖孩子乖得不得了,大学里也没有什么奇装异服、怪样子。这跟我们

1980 年代都不一样,我们那时候学校一边要

批判,学生一边要反抗。后来,我做了些调查,才发现学生们内心的压力那么大,但是他们没法动弹。在学校当
好学生就是要成绩好。在家里当好孩子,也就是要实现父母的梦想,父母叫你考什么就得考什么。他们为这种东

西特别烦恼。后来我做了一个 考大学行为意义的调查 ,叫几十个学生自述,写为什么考大学,怎么考过来的?
结果凄凄惨惨的,他们诉说了扮演父母的好孩子、学校里的好学生的过程,实际上和我们过去的苦闷差不多。区
别在于,现在他们否定不了这个角色期待。他们说如果重新选择的话,还会这样做,也只能这么做,要不然就对

  

不起父母,对不起社会。

真正的问题在于,高度角色化或过度角色化难以避免地会影响社会化,也就是带来年轻人 社会化不足 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