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风险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贝尔认为

“风险社会产生的原因，一是人类引以自豪的

知识以及有关知识的决策、工业和技术的进步。风险既有全球变暖、臭氧层空洞、环境污染等
工业化的负面作用，也有核威胁、化学、生物基因等技术风险，还有政治与制度风险

……” 

[11]可见，风险社会的产生导源于技术的进步和环境危机的深化与全球化。因此，笔者认为，
风险社会的来临和它的世界性必将深刻影响着环境法学的制度建构，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
“时空压缩”的社会结构中，环境资源配置的有效与否、环境制度的合理与否、环境保护工作
的成效如何，将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发展进程，一旦政府所制定的环境政策缺乏合理有效性
中国社会的发展就将面临巨大的风险，那么如何规避环境风险呢，我们知道风险社会是

“现

代社会管理失败的产物。

‘生态、核、化学与基因危险的核心潜在地在于管理的失败，在于技

术

-科学与法律理性与那些危险诉诸每一个人的政治安全保障的失败。

’其原因是社会仍然在

延用工业社会的管理手段来管理后工业社会的风险。

” [12]因此试图用现代行政法的管理手

段来解决后工业时代所面临环境风险必然是先天不足，并且

“行政法作为时代的产物，反映

时代的精神，承载时代的价值追求，它必将随着社会的转型而发生转型。而现代行政法包括
基本理念、价值追求以及制度规范却是在后现代社会之前的现代化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完善的，
也就是贝克所说的第一现代的产物，在第二现代的风险社会的背景下，作为第一现代产物
的行政法面临挑战和危机自然是情理之中

” [13]，因此在中国，为了有效地规避环境风险，

必须遵循风险社会的特点进行环境管理制度的设立，加大政府环保责任。
    
    二、政府环保责任拓展的理论渊源
    
    （一）新公共服务理论的生成引导政府责任之拓展
    
    政府环保责任的拓展是与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西方）行政理念的不断变革休戚相关的。
我们知道，公共行政从其产生到现在经历了传统公共行政阶段、新公共管理阶段和以新公共
服务为代表的当代公共行政阶段。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理论基础是古典管理主义，

“古典管理

主义是在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生产有了一个的发展，在普遍化的大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出
来的，它是为了解决大型组织中的协调问题而应运而生的

……古典管理主义核心的价值目

标在于追求效率，强调管理的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

……而传统公共行政可以看作是对管理

主义的早期追求。公共行政被看作是不同于政治的一个独立的领域，是一个价值中立的、技
术性的领域，是一门科学、一种职业，效率被看作是第一公理。

”

    
    传统公共行政理论视管理者为

“划桨者”，而新公共管理理论则打破了这一行政角色定位，

提出政府角色应该是

“掌舵而非划桨”，“‘新公共管理’是一种国际性思潮，它于 20 世纪后

期发轫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并迅速扩展到全世界，

‘管理主义’、‘企业化政府’、‘重塑政

府

’等都是新公共管理的不同名称。20 世纪后期全球化、信息化与国际竞争加剧的挑战和政府

面临的财政、管理与信任危机是新公共管理产生的社会动因

” [15]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是

公共选择理论、管理主义和委托

——代理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强调市场机制的治理能力优于

官僚制体系；管理主义则破除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的障碍，强调企业组织蕴含市场竞争机
制的管理途径；代理理论则具体描绘出在市场交易的场景中，公共组织与企业、非营利组织、
以及与其它政府部门之间的契约关系。

”

    
    总之，

“新公共管理论”是要以私法中“经济人”假设来替代传统公共行政理论中的“政治

人

”假设。新公共管理的核心理念是政府有限理性和政府官员的“经济人”假设，政府相似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