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 年（上海建市）到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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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二战 爆发）是上海城市和建筑发展最为鼎盛的

10 年，而邬达克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建成了他 60%的作品，其中包含质量最高的国际饭店、
大光明大戏院、慕尔堂、德国新福音教堂等，而吴同文住宅也已完成设计，进入施工阶段。

　　一个人的命运不可思议地契合了一座城市的命运，一个人的才能与抱负不失时机地
响应了一座城市的梦想与追求，这就是一位建筑师能在遥远他乡取得如此瞩目的成就和
影响的最终谜底。

　　邬达克的传奇，也是上海都市文化的传奇。

　　

中西边缘的多元发展

　　近代上海是中外建筑师云集之地，无论从工程数量、质量、影响力、创新度等各方面来
看，邬达克都并非一枝独秀，而是始终面临激烈的竞争。正因如此，才有上海今天富有魅
力的诸多历史文化风貌区和大批优秀建筑遗产。

　　然而，邬达克及其作品的确算得上近代上海都市文化中一个代表性个案。通过与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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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者，特别是他最强劲的对手也是同时期上海最大的外商设计机构

公和洋行进行

对比，或可帮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这种传奇的内涵，也就是其建筑作品的独特性。

　　公和洋行是正统老牌子，在 20 世纪 20 年代外滩改建中占据垄断地位，代表着当时
租界强势移植并占主流地位的西方文化。相反，邬达克始终处于尴尬的边缘，却也因此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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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他的国籍长期不确定，也不像英、美、法、日等国人那样有 治外法权 的庇护，邬达克
洋行的法律纠纷须在中国法庭仲裁。不过，这反而使他赢得了中国业主的信任，并合力创
造了最杰出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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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外滩建筑可能残留挥之不去的 鸦片 味的话，国际饭店成为 远东第一高楼
则不仅是建筑师的骄傲，也是上海和中国的骄傲。正是这种中西边缘的身份使邬达克的传
奇得以超越时代和政治的局限。

　　求新求变是商业社会的生存之道，也是近代上海的文化精髓。公和洋行主要凭借古典
功力称雄，后期虽逐渐转向现代，但与前期复古作品无论在材质上还是理性精神上都是
统一的，项目的规模和类型也差别不大，这是稳定的大公司的实力表现。

　　相比之下，单枪匹马的邬达克必须周旋于各类业主之间，不仅公司规模会随行就市，
设计风格也常客随主便。在克利洋行时，因业主需求多采用古典形式；自行开业后，则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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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最新技术、最新形式，利用城市复杂的基地条件 螺蛳壳里做道场 作为竞争的法宝。

　　同时，中国业主在租界居于弱势，邬达克作为西方建筑师也处于边缘，这种压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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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容易转化为 别苗头 的动力，比如像国际饭店这样创纪录的摩天楼，对业主和设计师
同样具有广告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