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及保护生态环境的实际需要，我们认为，凡发生在西部地区盗伐、滥伐
林木的案件，林区执行的标准可降格适用东部地区非林区的标准，非林区的标准相应作进
一步下调。有人担心，在认定环境犯罪中，坚持东西部差异原则，势必会限制西部经济的发
展，因而会从根本上阻碍中央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这种担心是善意的，但却是不必要的。
理由如下：

 

其一，这是对中央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作了不正确至少是不全面的理解。因为西部大开发

主要由改善西部生态环境，改善西部基础设施，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西部人口素质四个部
分组成，改善西部环境是西部大开发中的重点内容之一。因此，从严惩治西部的环境犯罪不
乏政策依据，是西部大开发的应有之义。也只有大力惩罚环境犯罪，保护、改善西部生态环
境，西部地区的丰富资源才能得到更好的开发和利用，从而改善投资环境，加快资金、技术
和人才的引进，促进西部经济的发展。

 

其二，对外来投资者而言，国家有关部委已经出台了开发西部的优惠政策，这些优惠

政策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在环境执法中可以开口子，搞软执法。相反它意味着开发方在享受了
诸多优惠政策的前提下，就有更多的义务切实维护、改善生态环境。假如真的有投资者因为
害怕破坏环境资源、污染环境构成犯罪而对投资西部望而却步，则只能有两种情况可以理解，
要么投资者是抱着

“污染环境，破坏环境资源”攫取经济利益的目的而来(这种人不来投资也

罢

)，要么投资者本来就没有投资西部的意愿，因为事实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开发西部与破

坏环境并非两难选择。而上述两种情况的产生，与西部地区从严惩治环境犯罪并无必然的因
果关系。

 

其三，对本地居民而言，差异性原则的推行，是一个系统工程，其有效的实施有赖于

以下措施的配套：加强西部地区的环保法制教育宣传、提高西部公众的环保意识，发展西部
地区落后的经济，积极推行中央政府

“以粮代赈”、“以粮换林、换草”计划，抓好农牧民的生

产、生活补贴工作及特困地区居民的基本生活补助的落实，在一部分不适宜人类生存的

“自

然障碍区

”或环境容量严重超载的地区，实行移民等。在做好以上工作的条件下，从严惩治

西部的环境犯罪既不会导致环境犯罪率上升，也不会引起社会普遍不安。

 

其四，从根本上说，采取差异性原则并不意味着违背国家制定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初衷，

无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调与联系，片面扩大打击环境犯罪的范围；也不意味着将一
些可以通过行政的、民事的、经济的法律调整的轻微违法行为，甚至是根本无法预料的行为
都认定为犯罪；仅仅意味着只有当行政的、民事的、经济的制裁和补救对处理事理的选择认
定为犯罪，适用刑罚。基于以上考虑，在取得相关经验的基础上，执法准备基本就绪时，最
高立法机关或司法机关应尽快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针对破坏自然资源的犯罪应该从严惩处，
污染环境的犯罪也不例外。只有这样才能使犯罪的危害程度与刑罚的严厉程度相适应，才能
起到惩治、预防环境犯罪的功效。考虑到西部地区的保护、改善生态环境的艰难程度，坚持差
异性原则更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

 

2.有限制的因果关系推定原则。该原则是指环境危害行为与结果之间，如果加害方提不

出其无因果关系的证据即推定其存在因果关系。在认定环境犯罪中，如何确定环境犯罪行为
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涉及多人的侵害行为中是谁的行为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

以上情况如果出现在环境污染类犯罪案件中，其罪与非罪的认定无疑会成为复杂的问题。为
了求得问题的解决，有限制的因果关系推定原则的介入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具体理由如
下：其一，造成环境污染的情况复杂多样，且具有流动性、广泛性、综合性的特点，如多个
排污者排放的有害物质交互作用，可能共同导致一个危害结果。其二，绝大部分污染环境的
行为不是即时完成的，而是持续的、渐进的，并且，一般具有相当长的潜伏时间过程，即先
有污染行为，然后是污染物的作用过程，最后才是污染危害结果的发生，污染环境行为与
其后果之间较其他犯罪缺乏一种明确的表面联系，其认定还往往涉及各种科学鉴定，难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