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的主人变为自然的普通成员和普通公民。

 

　　我国著名环境法学家蔡守秋先生近来主张，环境法既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调整
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主张科学地拓宽了环境法的调整对象的范围，符合环境法的内在逻辑
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显示了环境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与别的法律部门不同的特
征。但笔者认为，

“生态中心主义”的环境权观在法律中是行不通的。因为，传统法律调整的

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始终是以人类为中心，而未将权利赋予

“非人类生物”。我们

无法通过某一个具体的部门法去改变整个社会的权利结构；相反，任何一种权利正好是某
一种社会权利结构的具体反映。我个人也赞同环境法的调整对象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和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关系。但我不认为，这种主张改换了法律所一贯坚持的人类中心主义
立场，而将

“非人类生物”当作法律关系的主体看待，更不认为一个部门法的调整对象的发

展和理论突破，将导致一些学者所主张的整个法律制度的革命性变革，或者实现

“法律的生

态化

”。相反，这种主张将视角扩展到人与自然和谐的物质关系，正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人类

中心主义立场。这种立场与传统法律的立场有所不同：除了维护人类眼前的现实利益，还要
维护未来世代人类的利益；除了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包括人与人通过环境这个物质

媒介发生的社会关系

)，还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关系(通过这种调整实现人与自然的和

谐

)。法律所一贯坚持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并没有错，错的是人类日益膨胀的自私自利和逐

利动机，以及由此发生的对自然界的贪婪索取和疯狂掠夺，和对人类全体、对未来世代人类
的不负责任。国外某些环境法律赋予

“非人类生物”“权利”的做法，并非真的是要改变人类

中心主义立场；实质上，这种做法是为了维护人类整体的利益而将

“非人类生物”当作“形

式主体

”对待，“非人类生物”的“权利”仍然由人类来行使。将“非人类生物”作为客体或“形

式主体

”的做法并无本质差异。只是立法技术的不同。笔者认为，不能从这些立法中得出自然

体享有权利的结论；更不能把这种主观上的结论等同于法律的真实。其实，如果我们仔细探
究一下主张自然的权利的学者的初衷，我们不难发现，他们也正是为了矫枉过正才故做惊
人之论。由于生态中心主义在环境保护的根本目的、人和自然、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以及正确
阐释可持续发展全球战略等重大问题上，不断发出与国际环境保护运动主流不同的声音，
乃至造成公众认识的

?昆乱，也导致了目前关于环境权理论的混乱局面。 

　　二、

“权利本位”、“义务本位”与“社会本位”之争 

　　权利是法律的核心性命题。法理学通常认为权利是规定或隐含于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
律关系中，主体以相对自由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义务则与此相对。
在权利学说的发展历程中，曾先后出现过

“义务本位说”、“权利本位说”和“社会本位说”。 

　　以义务作为法律制度设计的中心，立法皆为禁止性和义务性规定，其以身份关系为基
础，强调等级身份秩序，早已为现代立法潮流所淘汰。

 

　　权利本位建立在由

“身份到契约”的转变过程中。权利成为法律的中心观念，个人权利之

保护成为法律的最高使命。但是这种极端的个性张扬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使社会共同
生活之增进，法律即强使人负担特定义务，限制或剥夺其某些权利，

“契约到身份”的转化

趋势加强，

“私法公法化”及“所有权社会化”即是其集中体现。 

　　关于环境权的重要争论还有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争论的焦点在于权利与义务是否具有
对应性与一致性。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经典命题是

“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

利

”，但是也一直受到有些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权利、义务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相互依

存的关系，应当由

“权利——义务”的线性思维进入权利、义务、权力的几何思维空间。权利与

义务的关系必须在区分权利与权力的前提下考量，即义务是为保障权利实现和权力的有效
运行而受到的约束。体现在环境权中，即是根据环境权内容的不同，有时环境权主体身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