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为研究的终极目标，以壮大弱势群体并尊重主体声音为研究者的使命，以落实两性平
等互重为研究过程的基本原则。因此，本文关于现状的描述将如实地呈现被研究者在调查时
的真实、未经修辞的话语。

 

　　

 

　　（一）中青年妇女，由农民转化为第二、三产业劳动者后的细节

 

　　陈某某，今年

50 岁，J 村妇女主任，村委会成员。农村管理者的职业带给她每月 600 元

的收入。她丈夫在工厂打工，儿子在杭州上班，家住

60 平米的旧房子。 

　　

“我们家被征用的地有两块，一块已经被开发利用，另一块还空着没被利用，所以就又

种上了棉花，有一亩多。当时分地是抽签决定的，所以现在能不能再种，全靠运气。现在没
地种的人很羡慕那些还有部分土地可以暂时种的家庭。这不仅关系到现在的家庭生活水平，
也关系到以后土地若没被及时有效利用再收回重新作为农用地时的再分配问题。

” 

　　在中国农村，政策往往是通过影响一个家庭，进而改变整个家庭的生存策略来影响妇
女的生活。大部分妇女为了家庭的整体利益，会自愿地在下班后承担洗衣、做饭等家务。原来
自家土地未被及时利用的妇女甚至要抽时间进行农业生产。

J 村有不少村民在已被征用但尚

未及时利用的土地上再种植农作物。陈某某的话代表了村里一部分妇女的生活现状。非农化
进程以及传统性别价值观念和习惯力量的左右，使大多数妇女仍然在家庭或婚姻性别权益
格局中的处于不利状况。

 

　　增加的劳动量从经济上考虑当然是有利的，也是一种家庭生存策略。有些作物即使不能
增加家庭的经济收入，也能补贴家庭日常生活开支。但如果换一个视角去看：征地后，大部
分中青年农村妇女都进入工厂上班或者做来料加工。她们有了新的角色和任务，那就是成为
第二、三产业中的劳动者。现在为了家庭生存或生活水平目标，也就是说妇女在公共政
策

――征地的影响下，被动地接受了新的角色和任务，但为了家庭利益，部分旧的角色和

任务仍然没有释放下来，原来的家庭、田间双重任务变成了工厂、家庭、田间

――“一肩三挑”。

 
　　以前

J 村妇女的职业和身份都是农民，在土地上劳作所得是制度安排之内的明朗的付

出和收入；现在她们的土地在法律意义上已经不能再种植，这部分收入是制度安排之外隐
匿的收入，那么妇女现在在土地上付出的这部分劳动也就相应的被隐匿了。同时，妇女的家
务劳动任务并没有因为角色的变化而减少，因此和以前相比，妇女付出的劳动总量增加为
工厂、农田和家庭三部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时候实质是通过增加妇女的劳动量来交换
到的。

 

　　

 

　　（二）

50 岁以上妇女遭遇工厂年龄歧视后的困境 

　　土地被全部征用后，

J 村妇女的职业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和分化。当地的一些私营企业都

有规定，一般用工都不超过

45 岁；妇女年龄超过 50 岁，就不再考虑录用。J 村 45 岁以下的

中青年妇女一般都进工厂打工。最尴尬的莫过于年龄在

50

―60 岁之间的妇女：若想进工厂

打工，她们的年龄成为阻碍因素；若现在完全脱离生产、贻子弄孙又尚嫌太早。按照以往农
业生产时的习惯，这样的年纪不仅没有

“退休”，甚至还是一个家庭的主要劳动者，况且，

她们有的还是家庭经济的支柱。因此

J 村有不少这一年龄段的妇女都去工地上打小工。小工

是工地上最没有技术性、最累、挣钱又最少的工种。失地之后，在职业分化的过程中，由于自
身条件的限制，她们只能选择最没有竞争力的不需要经验和技能的工种。征地这一公共政策
再次通过影响家庭生存的策略影响到妇女的职业变化。现在处于这种处境的农村妇女还是小
部分，是暂时的；但如果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不能有效地推进农村妇女在非农化过程中的
就业安置，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村妇女沦于这种尴尬处境，使之成为长期的不合理现象。

 

　　农村妇女在无地可种的社会情境中，面临重新找到能维持生计的再就业问题和重新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