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学者引入政府干预，从政府的立法干预与国内各个利益集团的竞争性利益交互作
用与政府偏好角度出发来解释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形成。在

20 世纪 50 和 60 年代，经济学家

经常用公共利益理论解释政府在市场上的立法干预，认为政府决策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
适当的市场干预能纠正市场失灵，促进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但是，实证研究并不支持这一理
论前提，

Posner(1974)就曾指出，多年实证研究的结论并不表明外部性与立法干预之间有正

的关系，法规并非仅仅作为克服这样或那样的不合理分配导致的市场失灵，法规的供给本
身是以最大化其自身利益为目标的不同利益集团需求的一种反应，即所谓的

“管制俘

获

”(regulatory capture)问题。这意味着立法干预可能被对限制竞争有既得利益的国内生产者

集团所

“俘获”，最终以外国生产商和国内消费者的福利损失为代价增进国内生产商福利。技

术性贸易壁垒政策的制定也同样如此，

Thornsbury(1998)运用了一个政治经济模型来说明政

府干预水平的内生形成。其中，政策选择是理性最大化的经济个体

(包括生产者和消费者)和

决策者在经济系统中相互作用的均衡过程，一方面政策干预容易为一国内部的利益集团通
过游说或

“院外行动”所施加的政治影响所俘获，而政府本身也有一定的偏好，作为一个特

殊的经济人又有其自身利益要实现，当各种竞争性利益之间及其与政府自身偏好的相互作
用达到均衡时，作为结果的干预水平内生地决定。

　　有学者运用经济学模型来解释网络外部性条件下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形成。

Barrett 

Yang(2001)用一个三阶段的博弈模型从网络规模预期与技术转换成本出发，分析了网络外
部性条件下政府与企业的产品标准选择行为。结论是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倾向于维持与国
际标准不一致的本国现有技术标准，原因在于，在网络外部性条件下，消费者的网络规模
预期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对产品的价值判断，如果进口国的现有技术已有一个显著的网络规
模，那么无论企业还是政府都没有动机去采纳与现有技术不同的国际标准，而技术改变将
加大技术重新设计成本和网络转换成本。也就是说，在技术选择上存在路径依赖或锁定效果，
一个在市场上早就存在的、具有一定网络规模基础的技术往往能够

“流传”下来，尽管它在技

术上不见得先进，这种技术选择政策必然导致企业在制定技术标准时，都会选择维持本国
现有的技术标准而不是采纳国际标准，政府在制定技术法规时也往往以本国现有技术标准
而不是有关国际标准为基础，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各国间不同的技术标准与法规构
成事实上的技术性贸易壁垒。
三、自由化

 

　　贸易自由化的进程表现为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自由化导致的市场准入的扩大。早期的
贸易自由化主要是指关税与传统非关税壁垒的削减，随着

GATT／WTO 对关税与传统非关

税壁垒的持续成功削减，技术性贸易壁垒自由化成为当前贸易自由化的重要形式。

　　

R.Baldwin(1970)在界定技术与管理法规构成国际贸易的关税壁垒形式时，提出

“不反映

国家间在安全或健康目标上差别的

”技术法规与标准差异是对国际贸易不必要的扭曲，应当

予以消除。显然，这种提法对自由化虽有所触及，但思路尚不明晰，对于具体做法也没有涉
及。

R.Baldwin(2000)则明确提出了技术性贸易壁垒自由化，认为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形成是由

于进口国的技术标准导致外国企业的成本增加高于国内企业，因此自由化应是降低外国企
业在证明其产品符合进口国规范时面临的过度成本。也就是说，技术性贸易壁垒自由化就是
要求政府的政策设计既能满足社会对一定社会公共目标的需求，同时又不会对国际贸易构
成不合理的限制。

　　技术性贸易壁垒与传统贸易壁垒的重要区别在于其具有双重性，因此对技术性贸易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