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和共同体的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就是必要的，即使人与他人之间时常存在着冲突。譬如，
在工作场所，人们不仅有着个人利益，而且还必须同他人进行交流。舒茨

(AlfredSchutz)把

“

”

人的社会交往描述为 我们的关系

(We-Relationship)，即当两个人处于面对面联系的情况

下，他们相互觉察、理解以及分享各自的经历。通过主体之间的相互反省和对话，他们可以对

“

”

某种情境的意义得出一致看法。要实现主体间的相互影响， 我们的关系 必须是互动性的社
会过程：两人必须接触、扩大和丰富彼此之间的理解。在组织中，主体间相互理解使得组织成
员的集体活动成为可能。
第四，解释理论家认为，功能主义对人类行动的阐释忽视了对实证论和经验论的认知论之理
论预先假定及局限性的审视。功能主义的根本失误在于其对人类和行动所做的假设。功能主义
关于人的内容的假定是：主要地说，人是消极被动的客体，屈从于象组织、经济、政治和社会
等环境因素的影响。解释理论家则把人定义为积极、有目的和创造性的主体。人们之所以使其
行为与法律或职业规章等组织的和外部的要求保持一致，那是因为这是替政府组织工作的任
何人无法逃避且必须履行的义务。但是，对于行政官员和管理者来说，迫使组织成员应有一
定行为，人们应顺从与合作，这些规范所要求的正当理由必须能够被从事实际活动的成员个
人所理解。假如成员们深信，为了平等地对待当事人必须坚持统一的规章和制度，那么，从
成员们自己的观点来看，他们自身的行为才能被证明是绝对正当的。因此，相信和行动的理
由同行动者对义务所做的解释以及对组织规范和目标的自愿信奉是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的。
这样，不考虑个人对于规范要求所做解释的组织义务，将仅会变成具体化的组织需要。正如
马克斯

·韦伯(MaxWeber)

“

所指出的： 当并且在行动者个人赋予行动以主观意义的限度上，

”

行动就包含着所有的人的行为。
第五，因为人们的价值观念是异常复杂、常无定所、非理性以及总体上不具体的，所以就必须
以非决定论的（非因果关系的）方式来理解人类行动，即必须从主体者看法的角度来理解。
理解并不是由理论来决定的，而是经由研究者对主体的情景移植

(empathy)来取得的，主

要的研究方法是解释人的表现、情感、交谈、人造物和象征符号。
正如解释和定性研究者所看到的，人文科学把重点放在对日常世界中人的经历进行研究上面，
也正是在这个日常世界中，动态的行政管理过程得以产生。通过行动和相互影响，人类的秩
序才得以建立和重建，因而研究者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听、观察和解释主体各种经历的意义来
研究这个流动的人类世界。作为主流行政管理基础的功能主义和实证论的方法，其目的是通
过得到显而易见的而不是定性、隐含和心照不宣的知识来阐释和预测社会现象。
因为各种各样的组织问题深深地植根于历史和行政组织文化，所以就有必要运用这样一种方
法：它有助于使我们关注在社会内容条件下人们所发觉的根本性问题。事实上，解释和批判
方法较少地关心得到或验证经验知识，而更多地则是关心理解各种意义。定性研究方法，譬
如现场观察研究和访谈分析方法，其目的是从涉及人类行动、象征符号、沟通、经历、价值观念、
情感、历史、传统、文化、语言等社会内容中得到学习。为了去理解一个社会情境，研究者必须
使用一些朴实无华的方法收集信息，这样才能够向主体学习，以及批判地反省研究设想和研
究程序。定性和解释研究方法中理论联系实践，并非实证论和经验论研究的决定论过程，而
是一个开放的、能够不断地与主体和社会环境相互影响的以及通过社会实践学习的过程。
总之，解释方法旨在寻求理解为什么事件会这样发生以及人们在不同情境中会怎样行动的共

—

“

享假设（尽管通常是不明确的）。梅洛 庞蒂指出： 理解最终总是此时此地构建、建立、导
致对客体的综合。我们分析一个人的身体和感觉时，其实揭示着比此过程更为深刻的我们与

”

客体之间的关系。 对于解释理论家来说，从主体看法的角度来理解社会现实是所有人类活
动的基础，并且借助这个手段社会生活和集体行动得以实现。
二、批判反省的需要
在现代行政管理的历史进程中，有一个令人惊叹的理论观念经久不衰，这就是理性主义。在